“ 7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该《决定》指出，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取消社会抚养费，清理和废止相关处罚规定。将入户、入学、入职等与个人生育情况全面脱钩。此外，《决定》还要求，到2025年，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基本建立，服务管理制度基本完备，优生优育服务水平明显提高，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加快建设，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显著降低，生育水平适当提高，出生人口性别比趋于正常，人口结构逐步优化，人口素质进一步提升。前段时间，我国公布了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7月17日，在第26期浦山讲坛上，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委员、中国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就“人口形势与经济增长”问题做最新解析。他指出，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人口10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势态，同时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65岁及以上人口1.9亿，占比13.5%。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触及极低生育率水平。
蔡昉指出，中国现在面临“未富先老”的挑战：在跨过高收入门槛（人均GDP为12535美元）前后，便提前呈现后人口红利特征，即经济增长减速超过合理的幅度。中国第一次人口转折点发生在2010年，当时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之后便开始负增长，这是个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已经给中国经济的供给侧带来冲击。第二次人口转折点预计发生在2025年，即总人口达到峰值，这将对需求侧带来冲击，从而影响中国经济潜力的长期发展。应对“未富先老”的挑战，蔡昉认为，我国应从供需两侧寻找政策着力点：一是提高生产率，稳定制造业比重，让制造业发展更具包容性，尽可能扩大就业，同时提升社会福利水平，注重对“人”的保障，而非保住“僵尸企业”；二是改善收入分配，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等政府再分配行为缩小收入差距，从而刺激消费需求。* 本期浦山讲坛基于蔡昉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旗下北方新金融研究院（NFI）主办的专题交流会上发表的主题演讲制作，内容已经演讲者本人授权。嘉宾发言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其所在单位或机构立场。本文根据演讲整理，未经作者本人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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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蔡昉
我国人口现状：老龄化程度继续加深
总和生育率已经极低
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没有改变我们对人口的预期，跟我们原来想象的现状和预判的近期变化都是一致的。第一，中国总人口的数量微涨，与我们原来的预期并没有太大差别。2019年的总人口数量已经超过14亿，到了2020年，总人口达到14.1亿，比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增加了7087万。将这一增长分摊到过去十年中的每一年，对于中国的人口大基数来说，这十年里每年增加的人口并不算太多。因此，人口确实有所增长，但是增长的幅度并不大。第二，中国老龄化的程度更加突出，且还在继续加深。用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作为老龄化的指标，目前中国有1.9亿65岁及以上人口，占到了全部人口的13.5%。这个比例比发达国家低5.9个百分点，但是比其他的欠发达国家高出7.5个百分点，在发展中国家里算是很高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还没有成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但是老龄化程度已高于发展中国家。所以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状况可以用“未富先老”形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它影响到了中国经济、社会和养老现状等各个方面。图1可见，近年来中国的老龄化程度提升很快，但还不是最快的，中国老龄化提高最快的阶段将是今后的十年、二十年。相反，中国的总人口增长曲线越来越平坦，意味着人口接近于不增长的状态。一个国家的人口增长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有一种增长叫做机械增长，即迁移进来的人口。比如美国有大量的国际移民,可以增加它的人口。但对于中国来说，这个因素基本可以忽略不计。那么，中国本土人口的增长就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人口出生率，二是人口死亡率。中国的死亡率总体上稳定保持较低的水平。一般来说死亡率的下降是人总体健康状况改善的一个指标。虽然近年来死亡率因老龄化而极小幅提高，但总体仍保持稳定。那么，在死亡率稳定的情况下，每年的人口增长完全取决于新出生的人口。因此，出生率曲线的形状和增长率曲线的形状是一致的，中间差一个死亡率。在第六次人口普查到第七次人口普查的这十年间，出生率和增长率都迅速下降。无论是看过去十年还是连续看几十年，出生率和增长率都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最近一年的数字显示，我们的人口增长率已经接近于零。而人口增长率达到零，就意味着中国人口的总量达到了峰值，那么人口的负增长也就为期不远了。
此次人口普查结果中最出人意料的是总和生育率这个指标。总和生育率的含义是一个妇女终身生育的孩子数量。中国是一夫一妻制，且结婚率很高，很少有婚外出生的孩子。因此，一个妇女终身生育的数量同时也就意味着一对夫妻终身生育的数量。那么，对中国来说，总和生育率基本上也可以看成一对夫妻生育几个孩子。那么，什么叫高生育率，什么叫低生育率？一对夫妻是两个人，两个人必须生育两个孩子才能把自己替代掉，也就意味着长期来看人口不增不减。如果一对夫妻生育孩子的数量少于两个，最后人口将会负增长。如果多于两个孩子，人口就可以继续增长。但考虑到统计上有一些摩擦系数等等，所以人们把替代水平的生育率定义为2.1，而不是2。因此，2.1是一个替代水平，高于2.1即高生育率，低于2.1即低生育率。过去我们曾经得到过生育率水平很低的数字。200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的总和生育率是1.22。2005年，在两次人口普查中间有一次小普查，即抽1%的人进行调查，当时得出来的总和生育率是1.34。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得出的总和生育率更低，仅为1.19。2021年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得出的总和生育率为1.3。
我国总和生育率的替代水平固定为2.1，从1992年开始，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就低于这一水平，进入了低生育水平阶段，之后生育率仍在不断下降。2000年之后，学者估计的生育水平大体在1.4。近年来，根据中国官方提供的信息，联合国使用的统计数据约为1.7，由此可以认为官方的总和生育率为1.7，可见官方数据与学者研究间有较大差距。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出炉后，我们统一使用的总和生育率为1.3，这个数据反映了什么呢？我们认为总和生育率在2.1以下反映低生育水平，在1.5以下是很低生育水平，在1.3以下就是极低生育水平，而且一般认为在这个水平上，生育率落入“陷阱”，难以回升。因此，我们从这次人口普查得到的最重要的信息就是我国的生育率极低，这也促使中央在下决心摸清家底之后，对政策做出调整。
以上是对我国人口现状的大体描述。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关心人口问题？过去，很多人关心的是个人、家庭问题。后来，人们越来越关心中国的经济、社会的养老能力能否承受新的人口形势。相比而言，大多数老龄化程度高的都是发达国家，而中国却面临未富先老的问题，会不会遇到特殊的挑战？所以我们应该从经济的角度来认识人口问题。首先，关注人口问题不是关注人口总量，而是人口结构，主要是人口的年龄结构。因为随着环保意识提升、技术进步，资源数量可以再生，环境能够得到改善，可以适应不断增长的人口数量，所以我们更应该关注人口结构。人口年龄结构的原理来自于人口回声效应。（图4）类似于在一个房间里吼一声，声音打在墙壁上，会以微弱的方式反弹，再打到后面的墙壁上，然后以更微弱的方式再次反弹回来。20世纪50年代，中国在解放之后，经济恢复，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出生人口增多，出现了一个“婴儿潮”。这些孩子会在20年、40年、60年后，依次成长为劳动力、退休者和高龄老人。尽管期间有些人会夭折，但是婴儿潮时出现的峰值将在之后的年龄段重新浮现出来。根据这一理论，如果一个国家的生育率始终保持稳定，那么其年龄结构也将保持不变；但是当生育率下行，就会出现后续乏人的情形，整个国家的年龄结构也将趋于老龄化。
结合人口回声效应看我国人口和经济的变化，我们将面临劳动力供给从丰富到短缺的转变，经济增长也可能受到消费需求不足的制约。上世纪80年代到2010年期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大、增长快、占比高，同时依赖型的人口少，“生之者重，食之者寡”，生产多于消费，便于积累，有利于经济增长；2010年之后，劳动年龄人口出现负增长，劳动力不再充足，同时随着年龄增长，消费能力下降，从需求侧制约我国经济增长。从全球来看，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与人口红利也具有紧密的关系。世界银行根据人均GDP把国家分为四组：低收入国家（人均GDP在1000美元以下，例如柬埔寨、海地）、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人均GDP在1000-4000美元之间，例如越南）、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人均GDP在4000-12000美元，例如中国）、高收入国家（人均GDP在12000美元以上，例如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世界银行进行这个分类是有意义的，因为其职能就是发放贷款，帮助贫穷国家脱贫。因此对于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世界银行提供的贷款条件也不同。
后来，世界银行认为还有必要把国家按照人口转变阶段分为四组（图5）。第一个是前人口红利阶段，生育率很高，生育负担重，但缺少劳动力，还没有人口红利。第二个是早期人口红利阶段，很多劳动力成长起来，能带来一定的人口红利。第三个是晚期人口红利阶段，人口有些老龄化，但是还有很多劳动年龄人口可以带来人口红利。第四个是后人口红利阶段，国家步入老龄化社会，劳动力人口不足。处于人口转变不同阶段的国家表现出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一般而言，享受人口红利的国家能够增长得更快一些。例如，没有人口红利支撑的前人口红利国家和老龄化的后人口红利国家经济增速相对较低；享受人口红利的早期人口红利国家和晚期人口红利国家具有较高的增长速度。上世纪八十年代到2010年间，中国享受了人口红利，经济增速基本上达到了两位数的较高水平，而在2012年以后，我们的增速每年都在减慢。上述两种分组对应的人均GDP水平高度相关，大体上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即低收入国家对应前人口红利阶段，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对应早期人口红利阶段，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对应晚期人口红利阶段，高收入国家对应后人口红利阶段。（图6）在这两种分组方式下，中国面临未富先老的挑战。中国的人均GDP刚刚超过一万美元，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同时中国处于晚期人口红利阶段，因为我们仍然享受人口红利并具有较高的增长速度。但是，由于我们的人口接近零增长、老龄化程度远高于其它发展中国家，我们的人口红利可能会更加快速地消失，经济增长速度会降到高收入国家那样的较低水平。这时，如果中国的人均收入仍然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在同样的增速下，中国将永远赶不上美国的总量水平，更不用提人均收入水平了，也就永远无法达成2025年、2035年乃至2049年的发展目标。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避免两个分组错位，避免中国在中等偏上收入水平时就彻底丧失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不同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在严肃的学者中有不看好中国或对中国预测错误的。其中一个就是美国经济学家劳伦斯·亨利·萨默斯（Lawrence Henry Summers），他曾担任过美国财政部部长与哈佛大学的校长，虽然他是美国经济学家中最优秀的学者之一，但他对中国经济仍做过一个很愚蠢的预测，即预测中国在2015年经济增速会降至3%。而2015年后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速证明，他的预测是错误的。那么，萨默斯得出“中国经济增速会降至3%”这一结论的依据是什么？他给出的理论是“回归均值”。回归均值在生物学、统计学以及心理学都有对应的规律体现。比如生物学上，回归均值表现为趋中率，即人在遗传过程中不会朝着一个方向畸形地发展，而是向平均水平靠拢。萨默斯认为，中国经济经历了异常的高速增长后同样也应回归平均水平，即3%的世界平均GDP增速。根据他的预测，中国经济增速于2015年就要回到3%，但事实上，我国至今也没回到3%。我们在2011年预测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会逐年下降，之后的实际增长速度也和我们的预测基本一致。但这个数值要到2050年才回归均值，也就是说2050年前中国的经济增速都高于平均水平，这意味着我们仍然可以赶超。（图7）
但所谓的潜在增长率衡量的是可预测的能力。对运动员来说，增长潜力包括身高、体重、基本的运动体能这些要素禀赋以及团队、科学的训练方法等，对经济来说，增长潜力包括资本、劳动、资源、管理水平、以及生产率，这些是可以预测的。
然而需求侧的因素则无法预测。中国增长潜力如果能长期发展，还是有可能达到较高的经济增速。但如果需求侧出现了制约，即市场不需要那么多的生产，那么经济增速可能达不到预期的水平。其实总体来看，中央决策层已经看到了这种潜在的危险，所以提出了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不再依靠外部需求，而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更加依靠内需来驱动经济增长。谈到人口对经济的影响时，在以前的中国，大家从来不关心这个问题，只接受了一点马尔萨斯或马寅初的观点，认为人口过多会造成资源环境容量不足，因而对经济不利。在这个问题上，我与主流经济学家有不同的看法。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人口是个慢变量，而经济问题是快变量。但其实，经济问题不是快变量，宏观周期问题才是短期变量，长期经济问题本身是慢变量。此外，人口问题也不是慢变量。以日本为例，日本在2009年总人口到达峰值，之后便进入负增长阶段，连续十多年每年有几十万人口的绝对减少。从2015年到2019年短短四年间，日本的老龄人口就在迅速地增加，人口结构向高龄迅速地移动。（图8）
第一，人口的方向性变化是一个巨大的变化。每年人口的增长或减少都是千分之零点几个百分点，看上去变化并不多。但从人口的正增长到负增长，这样的变化是巨大的。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之后便开始负增长，这是个巨大的变化。2012年后，我们的经济增长便一直减速到今天。第二，短短几年之间人口结构可以产生巨大的不同。人口总体规模越大，不同也就越明显，日本就是一例。
首先，中国人口经历了第一个转折点并即将经历第二个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是15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0年达到峰值，之后便开始负增长。这个转变已经给中国经济的供给侧带来了冲击。（图9）第二个转折点预计在2025年到达。我的保守估计是，第二个转折点在2025年到2030年间到达。但从最新的人口数据来看，第二个转折点在2025年就会达到，即总人口达到峰值，之后便开始负增长。
这一次的转变会给需求侧带来一些原先没有预料到的冲击。我们现在关注的问题是，这个需求侧的冲击是否会提前到来。因为世界经济史上，经常会出现周期性的冲击，比如金融危机或新冠疫情，从而让长期的经济趋势提前到来的现象。当前，虽然中国遭受的疫情冲击不那么显著，一年就结束了，但整个世界经济短期内难以恢复，这可能会让第二个人口转折点带来的需求侧冲击提前发生。在第一个转折点是劳动年龄人口峰值，在这个峰值上发生了劳动力短缺。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缓慢将导致新成长劳动力减少，在大力发展教育工作的影响下，每一代新成长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素质都高于上一代，因此，随着新成长劳动力减少，劳动力整体素质的改善速度也会放缓。劳动力短缺意味着企业要用资本替代劳动，用机器替代活人，这个替代过程使资本有机构成上升过快，会带来资本投资的报酬递减。同时，新成长劳动力减少，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的规模和速度也会下降，过去的大规模转移使大量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部门，从农业产业转向非农产业，但现在这个转移速度放慢了，资源重新配置的速度也放慢了，进而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也会放慢。所有这些影响因素汇总在一个模型中，其结果就是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下降。我们曾经做过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预测，预测值从2010年起持续下降，目前来看实际经济增长速度与我们的预测高度一致（图10）。一方面说明我们对潜在增长率的估算是正确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实现了潜在增长率，没有受到需求侧的制约。当前的问题是，未来需求侧是否会对经济发展形成制约？如果潜在增长率在下降过程中，出现需求侧的制约，实际增长率就可能会无法达到潜在增长率。到2025年，随着总人口越来越接近峰值和劳动人口负增长，需求侧会发生哪些变化？从需求来源的“三架马车”——出口、投资和消费来看这个问题。从出口需求看，制造业竞争力下降，出口就会下降。人口越来越少也意味着人口越来越老，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会进一步加剧，工资上涨也会进一步加快。体现在制造业方面，就是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丧失。2010年后，我国劳动力成本提高，已经不能和越南、印度、柬埔寨竞争，但仍然低于一些中东欧国家，如捷克和匈牙利等。但假如劳动力成本进一步提高，会有更多的国家比我国竞争力更强，也许会出现我国让位于墨西哥和巴西等国的情况。这就意味着，我国的制造业比较优势将会消失，出口竞争力也会随之下降。从图11中可以看出，我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指数自2012年起开始下降，虽然目前这一指数还高于美国，但我们不能和美国作比较，而要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同时，我国制造业比重也在大幅度下降。从图11中可以看出，在过去十几年里，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下降了大约十个百分点。这也是为什么十九大和十九届五中全会都特别强调要稳定制造业，稳定实体经济的原因之一。从投资需求看，我国投资的增长率同样从2010年起持续下降（图12）。经济增长速度总体放慢、比较优势减弱、派生基础设施需求不足，以及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转变，都削弱了国内的投资需求。 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消费需求。我们在全国的主要城市做了一个家庭调查，横坐标是年龄（从0-100），纵坐标分别是就业收入和消费支出。从图13可以看出，劳动收入是在每个人一生中的特定时期，也就是20-60岁之间发生的，在没进入劳动力市场前和退出劳动力市场后都没有劳动收入，形成倒U字型曲线；而消费支出贯穿人的整个一生。这也就意味着，人口就是消费者，人口增长消费就增长，人口停滞消费就停滞，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口负增长，消费也会负增长。进一步地，通过观察三个年龄段：青少年年龄段，劳动年龄段和退休年龄段，可以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还没有劳动收入的青少年消费是比较高的，也是生命周期中消费最高的一个年龄段。这是少子化稀缺规律和三育成本高决定的。虽然这一群体消费支出高，但他们所占的人口比重却越来越低，因此他们不能决定总消费水平。劳动年龄段处于挣钱的时期，但消费并不高，甚至逐年下降。其原因是双重的：一方面，所有社会保障的缴费负担都在这一群体身上，挤出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消费；另一方面的原因可以称之为“现收现付悖论”。“现收现付”的意思是当前就业人口缴的养老保险费，国家直接支付了给现在退休的人，但等这批年轻人退休后，需要更为年轻的一代人缴费来养活。其悖论体现在，当前的人口抚养比在一代人老去后会发生改变，未必有那么多人能够支持这一代的养老金支付。无论是否读过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笔账，会从我们的经济行为中表现出来——劳动年龄段的人在缴纳了各种费用后，还会进行一些强制性和预防性的储蓄，未雨绸缪，甚至还要到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做投资，买理财产品，被别人骗，这就是一部分人的命运。到了老年时期，撇开医疗费用等硬性支出，他们的消费会进一步下降。原因很简单：第一，养老金没有工资高，很多老年人还没有被养老金覆盖，并且尽管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已经覆盖超过10亿的城乡居民，其中至少有一半人加入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在2019年每人每月平均支出仅100多元，因此他们的消费力自然不足。第二，这一群体消费倾向也不高，手里的钱更倾向于储蓄，一方面他们为自己养老所用，另一方面还要替儿孙着想，因此，多因素导致了老年人的消费力和消费倾向均低。以上因素决定了随着老龄化人口越来越多，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也就越来越低，消费倾向越来越低，这是人口老龄化必然遇到的一个明显问题。因此从出口、投资、消费三架马车来看，需求都是随着人口老龄化而逐渐下降的，这就意味着，需求侧的制约影响经济增长已经开始发生了。
目前我们老龄化带来的不确定影响的结果是什么，但是可以看看经历过这一阶段的发达国家的教训。如图14所示，蓝色曲线代表发达国家，橙色曲线代表不包含中国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灰色曲线代表中国。目前看，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水平处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大约在10-20年后，我国的老龄化水平会逐渐接近甚至超过高收入国家的水平，但人均收入还没有达到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这说明“未富先老”的特征会在很长时间内保留，即便未来我们“富”了，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是“未富先老”，因为“富”还有“更富”和“不那么富”的差别。因此，发达国家永远处在“先富先老”的位置，而我国在很长时间内都会处在“未富先老”或者“不那么富，但是很老”的状态中。我们的老龄化程度会超过发达国家，但人均GDP不会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就是我国所遭遇的挑战，既有一般性的老龄化挑战，也有特殊性的“未富先老”的挑战。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案例中，最典型的就是日本。我喜欢以日本举例，因为中国正在经历的过程日本都经历过，日本在不同阶段遭遇的困难，中国在未来也可能面临。日本在1960年经历了刘易斯转折点，简单来说就是，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中国在2004年经历同一个转折点，以民工荒为特征，此后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经历了第一个人口转折点，即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并开始负增长，这一阶段对应于中国的2010年。日本的第二个人口转折点在2010年，即总人口达到峰值后进入负增长，这一阶段将对应于中国的2025年。总体来看，日本从20世纪60年代之后，人口增速就在不断下降。日本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也在逐渐下降，目前为0.8%，非常低，实际增长率也在同步下降（图15）。值得注意的是，在相当多的年份中，特别是在人口达到负增长前后，日本的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出现负的增长缺口。这意味着在经济潜在增长能力已经很低的情况下，实际增速还达不到应有水平，增速之低可想而知
发达国家面临从老龄化到“长期停滞”的挑战。“长期停滞”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三低两高”：第一，低通货膨胀率（或通缩）；第二，低长期利率（过度储蓄）；第三，低经济增长率（增长潜力），包括低潜在增长率、低实际增长率，经常出现负增长缺口。两高就是高龄化和高负债。日本是由人口老龄化制约经济增长，甚至导致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状态的典型案例，以上特点全都具备。现在其他发达国家，包括美国、欧洲也越来越多地呈现出类似特征，国际上称之为发达经济体的“日本化”。“日本化”归根结底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过去美国对自己的人口形势和经济增长持乐观态度。但在2019年10月，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rry Summers）做出警告，认为美国距离日本化、距离零利率甚至更糟的情况，只差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被他不幸言中，几个月之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发生了，2020年3月，美国联邦基金利率迅速下调至接近于零。中国则面临“未富先老”的重大挑战，同时要防止“未富先老”演化为“未富先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确定了两个重要的目标，一个目标是在2025年，即到“十四五”末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也就是人均GDP超过1.25万美元。第二个目标是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测算结果约为2.3万美元。据此测算，到2030年左右，中国经济总量需要超过美国，否则将难以达成上述目标。一些人认为受人口红利消退的影响，中国经济总量可能永远无法超过美国。他们认为，不利条件在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低于美国。同时，中国没有移民政策，而特朗普下台后，美国的移民政策在逐渐恢复。因此，预计未来美国劳动力增长为正，中国劳动力增长为负。劳动增长率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会迅速滑落到与美国相当的水平，考虑到美国人均GDP约为中国的6倍，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总量永远无法赶超美国。 为了验证这种“臆想”是否正确，可以把中国、美国、日本三国的经济增长情况放在一起考察（图17）。可以看到，20世纪90年代之前，日本经济总量同美国的差距在快速收窄，1995年日本GDP达到最接近美国的水平，但此后日本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大多在1%以下，经济总量不再增长，跟美国的差距逐渐拉大。中国经济起步较晚，在9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规模开始向日本靠拢，2010年超过日本并迅速跟日本拉开差距，目前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是日本的1.5-2倍。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甚至在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之后，中国同美国的差距仍在缩小。
下一个人口转折点会迎来怎样的命运？随着2025年越来越近，中国总人口越来越趋近于负增长，当前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非常疲弱，需求侧的制约越来越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我国会否像日本一样陷入长期停滞，是当前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应该从供给和需求两侧进行一系列政策部署，以避免遭遇类似困境。首先，中国是否有可能提高生育率？如图18，红线是2.1的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在这一水平，可以保持一个国家的人口可持续，2.1以上对应高生育率，以下对应低生育率。很多国家实际生育水平远高于2.1，如一些非洲国家总和生育率高达5-7，也有很多国家已经降到2.1以下，包括中国已经降到1.3。对各个国家来说，生育率下降都是必然趋势，还会继续下降。《柳叶刀》杂志2020年刊登的一篇文章认为，生育率下降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二是避孕药品用具的可得性提高，而这两个因素都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不可逆转。关键在于如何让已经降至2.1以下的生育率尽可能靠近2.1.我认为是有希望的。因为2.1不仅反映处于更替水平的总和生育率，同时也反映了人们的生育意愿。全球生育意愿仍接近2.1，从高趋近不可逆，从低趋近取决社会福利水平，主要体现在“三育成本”上。 联合国的调查发现，无论是在总和生育率很低的北欧，还是在总和生育率很高的非洲国家，受访者最理想的孩子数量都是2个。然而在非洲，由于缺乏避孕药具、妇女缺少就业机会和受教育机会等因素，导致现实中生育水平较高。而在一些发达国家，较高的生活压力和更自由的婚姻选择等因素导致生育水平较低。基于此，要让生育率回归到2.1，必须解决制约生育的因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降低三育成本，即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准确地抓住了解决问题的要点。三育成本包含的范围是广泛而关键的，解决人口问题并不仅仅是允许生育几个孩子的问题，关键要出台让人们生得起、愿意生的配套政策。但无论如何，生育率下降是一个长期趋势。根据国际经验，生育率即便回升也几乎不可能回到2.1的水平。因此，经济问题还要通过经济手段来解决。第一，要提高生产率。目前，我们应对比较优势丧失的办法之一是政府的大规模刺激——政府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向市场输入大量货币，使得企业能够比较容易地获得贷款，进而用机器替代劳动。这个办法看上去似乎可行，但当这一替代过程过快发生时，资本劳动比会上升，而资本回报率将下降，导致生产率和竞争力无法提高。因此，这种策略是没有可持续性的。日本也曾遭遇过同样的问题。这种情况从制造业就可见一斑：制造业的就业在下降，但其增加值和投资仍在增长，这说明制造业出现了劳动力的萎缩。这些减少的劳动力到哪里去了？从各产业整体情况来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数量始终在下降，这说明农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正在减少；过去劳动力增加最快的第二产业，近年来劳动力数量也在下降，减少的那部分劳动力都投入了第三产业。在数值上，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远高于第三产业。如今劳动力正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换言之，正从生产率高的部门向生产率低的部门逆向配置，这将导致总体生产率的下降。很多研究人员的估算结果也显示，近年来我国的总和生产率正在下降。
当我们的劳动力逐渐丧失竞争力，当我国的人口红利开始消失，我们唯一可以依靠的便是提高生产率。这些限制生产率提高的问题，都是制约我们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制造业比重确实存在着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但一般情况下，其只有在人均GDP达到两万美元后才会开始下降。而2006年我国这一比重开始下降时，我国人均GDP只有三千美元。我国制造业比重下降的发生远早于一般水平，这几乎是不可接受的。因此，必须要稳定制造业比重。要通过健康发展的方式实现稳定制造业比重的目标。首先，制造业的发展要具备包容性，要尽可能地扩大就业、让居民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其次，制造业的发展要依靠新动能。当人口红利消失，我们必须通过提高生产力来维持发展。从过去的“效率优先”，到“兼顾公平”，再到后来的“公平与效率并重”，我们在考虑发展问题时往往把公平和效率作为此消彼长、不可兼得、需要在政策中进行权衡的两个目标。然而，我们可以参考一些福利国家的经验，如被称为“发达国家俱乐部”的经合组织（OECD）各成员国的发展状况。与我们过去设想的“高社会福利会降低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不同，在这些国家中，劳均GDP与社会支出占GDP比重呈现高度正相关，即社会福利水平越高，劳动生产率越高。由此，我们需要对福利国家产生新的认识，对“北欧模式”进行重新思考。 在我国，当部分企业丧失比较优势，陷入经营困难、生产率低下的问题时，往往以“稳定就业率”为借口逃避破产、拒绝退出市场。而政府为了保就业率、保GDP水平和保财政收入，在国家实行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时，便尽可能地出面为这些企业提供保障，向其发放贷款，使其用机器替代劳动、提高资本劳动比，期待通过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使其重获生命力。然而，这一行为事实上的结果是，生产率低的部门得以继续留在市场中，甚至许多“僵尸企业”都得以持续生存并占据社会资源。总体来看，这导致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都在下降，但“保障就业”为这一现象提供了足够好的借口。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就意味着我们不再专注于保障就业岗位，不再专注于为企业和产业提供保护。我们要保障的是“人”本身，因为人本身才是最重要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不需要依靠企业来提供保障，而要在社会层面为人民的生活充分“兜底”。我们越接近这个目标，就越不需要以“保就业”为理由支持落后企业。这样反而可以激发出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这是生产率提高的唯一来源。瑞典、芬兰等北欧的高福利国家，实行着“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民福利政策。与此同时，这些国家通常在创新力和竞争力方面也处于世界前列，例如芬兰多年来在全球创新力和竞争力方面占据第一位，正印证了这个规律。如今中国也进入了相应的发展阶段，应该开始构建自己的福利国家体系。第二，要改善收入分配。当收入水平一定时，分配方式决定了消费能力。收入差距大，意味着富人获得的收入份额更高，而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通常低于穷人。所以，收入差距越大，消费越受制约，人民消费能力越弱。因此，改善收入分配是刺激国内需求的一个重要政策途径。0.4是基尼系数的重要分界线，基尼系数高于0.4意味着收入差距较大，低于0.4才算收入均等。无论是基尼系数还是城乡收入差距，都显示近年来我国收入分配正在得到改善。但我国的基尼系数在离0.4还有很大距离时就难以继续下降了，这意味着仅靠初次分配是无法从根本上改善收入分配的。
著有《21世纪资本论》的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公式：R>G，即资本收益永远大于国民收入的增长。这是已被长期历史数据证明的经济规律。因此，这个格局无法通过市场的初次分配改变，只能依靠政府的再分配。可以观察到，OECD中的发达国家在进行再分配前，基尼系数也都在0.4之上，有的甚至超过了0.5。而经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等再分配后，它们都降低到了0.4以下。所以，一些国家收入分配状况较好、基尼系数较低，都是再分配而不是初次分配的结果。因此，要缩小收入差距，从根本上需要依靠政府的再分配行为。
最后来谈一谈，为什么说中国到了需要加快福利国家建设的阶段。观察世界各国情况可知，在人均GDP1万-2.5万美元的区间中，社会福利水平（政府支出占GDP比重）快速增长，约从26%提高到36%。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政府支出占比达到36%时，就有条件成为“福利国家”。图24 各国政府支出占GDP比率与人均GDP水平的关系要建设福利国家，就必须把握住这短短十个百分点的关键区间。中国目前人均GDP刚刚超过一万美元，预计在2035年之前接近两万三千美元，恰好符合这一区间的范围。所以，此时我们正需要大幅度提高社会福利支出，实现福利国家建设。中国特色的福利国家建设并不能被简单地概括为“从摇篮到坟墓”，但这个说法形象地说明了社会福利要覆盖一个公民的全生命周期。我们提出了七个“有所”，即“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其实也是要照顾到每个公民的全生命周期。将覆盖公民全生命周期的基本公共服务确定为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地付诸实行，这就是福利国家建设。一旦我们做到了这一点，人民便可以抛却后顾之忧，依据收入的增长进行消费，国内大循环的问题也可得到解决，从而避免中国经济增长受到需求侧制约。现在已经到了需要改变观念的时候。过去我们常认为“福利国家”是一个贬义词，其实不然，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都不能回避建设福利国家的问题。这个概念的污名化来源于部分国家的错误实践，例如拉美一些国家曾高呼“福利国家”的口号，但其建设福利国家的尝试最终宣告失败。事实上，它们的灾难并不来自这个口号本身，而是因为它们没有能力将福利国家的“蛋糕”做大。总而言之，对我国而言，考虑从建设福利国家入手是有其道理的：社会保障越完善，生产效率越高，经济增长才越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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